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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和經驗表明，隱蔽敵對勢力從來是我們維護國家總體安全要重點防范、打擊的對象。“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國家長治久安的局面必須建立在不棄微末的日常防范和底線思維基礎上，必須有具體、明確、科學的法律制度來建構國家安全屏障，將中國之治的安全制度優勢充分凸顯，通過制度有效運轉不斷提升國家安全治理的效能。

從大歷史觀來看，人類近現代國家之間安全局勢的博弈、平衡乃至對抗，正日益從以軍事斗爭為突出手段的傳統戰場向以數據歸集、分析等為重點內容的信息場域轉移，再加上國家、政府、市場、社會各種系統在當今的互相影響和深度嵌入，間諜活動利用不同系統的資源在不同界面進行滲透、穿梭、侵蝕的程度日益加劇，間諜活動的復雜性、多元性、專業性在不斷增強，這些都使得反間諜工作必須首先建立起充分溝通不同界面、促進不同系統所依賴的制度合力，并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安全防范工作，將不同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納入明確的法律秩序中，實現安全保障與人權保障的相得益彰。

2021年4月出臺的《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正是力圖發揮法律的規范、保障、引領作用，發揮法治在國家安全工作中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效果，以此作為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及其實施細則等制度群的微觀工作機制，在更加具體的細節和局部處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增強國家安全治理效能，我們可以將這部規章蘊含和體現的制度優勢提煉如下：

第一，《規定》體現出“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作為國家安全工作的政治優勢。間諜活動危害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安全，需要調動各方面資源，統籌機關、團體、組織、單位和個人等各方面力量。沒有一個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政治領導力量，是不可能有效制定長遠戰略和具體舉措、充分整合動員各方面資源力量的。縱觀其他國家反間諜、維護國家安全的歷史，在有的國家，政府力量強，但社會動員能力弱，維護安全缺乏深厚的土壤；在有的國家，社會和民眾具有一定的反應能力，但政府疲軟，相關工作職責被過度細分到不同機構中，缺乏統一指揮、統一行動與統一調度的綜合快速反應機制。我國反間諜工作最大的政治優勢就體現在《規定》第三條明確規定的“應當堅持中央統一領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主心骨。黨中央具有強大的政治領導力、高超的政治協調力、豐沛的政治動員力和敏銳的政治行動力，以深植中國人民和社會土壤的先進性擁有強大的群眾基礎，能夠最大程度整合反間諜工作相關資源力量，從戰略和全局高度進行頂層設計，從而帶動提升全社會的國家安全意識，形成各級各部門和廣大干部群眾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合力。

第二，《規定》體現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總體國家安全觀作為強大思想武器，指導國家安全工作的思想優勢。《規定》對反間諜安全防范工作的部署始終貫穿著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思想。例如，《規定》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機關、組織和個人都進行了反間諜工作的指導和明確要求，在對象上做到了全覆蓋。《規定》既有維護國家安全的傳統手段，又緊盯以網絡、信息、數據、生物等非傳統領域可能集中爆發安全問題的地方；《規定》既針對國內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等做出全面的工作規定，又對涉外的機構、人員等具有較大風險的主體特別做出嚴格義務性規定和預防性措施。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以預防原則和底線思維為重要要求，《規定》也建立起了相應的全過程風險點預防和控制體系（第七到第九條），建立起風險評估（第十二條）、風險監測與檢查管理（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二條等）的現代風險預防制度體系，將手段的指導性、預防性、強制性等進行有效整合，形成了一個面對間諜風險全過程和全環節的制度工具箱。這個工具箱的建立生動體現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要求。

第三，《規定》體現出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軌道上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反間諜工作的制度優勢。《規定》作為部門規章，具有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規范國家權力在反間諜工作中的運行，界分不同法律主體在反間諜工作中的地位，保障公民、法人和各類組織在反間諜工作中的權利，充分體現了維護安全與保障人權的高度統一，體現了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有機銜接，柔性指導與剛性執法的相輔相成。《規定》在賦予執法機關一定監督檢查權方面，嚴格遵守了行政強制法、行政處罰法等權限規定，對于可能影響被檢查人權利的規定都明確在上位法規定的范圍內（第二十二到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等），體現出嚴格的法治精神。《規定》對于不同的法律主體綜合分配了不同的反間諜安全防范注意義務，在這些注意義務設定的基礎上才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使得不同的主體對于自己的法律義務和后果有明確、清晰、可預期的把握，這樣就避免了反間諜工作對行為人恣意造成的干擾，維護了整體法秩序的穩定。《規定》不但通過立法對反間諜安全防范的工作機制、相關機關和部門的管轄權限、執法手段等實體規則做了規定，也對于可能影響相對人權利的程序性規定做了明確要求，例如兩人以上進行執法檢查、表明身份等，這些具有明確正當程序要求的規定進一步規范了反間諜工作中的國家權力運行，體現出鮮明的現代特征。同時，《規定》也充分運用了非強制方式與帶有一定強制方式的手段相結合，通過廣泛運用指導、教育、獎勵等柔性、激勵手段，充分調動和整合社會民眾反間諜的積極性來彌補剛性執法手段的局限和不足。

第四，《規定》體現出國家反間諜工作“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社會優勢。《規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體現了我國反間諜工作一切為了人民，守護的是人民群眾的生活安寧和整體利益。同時，《規定》體現出“依靠人民”的鮮明色彩，它花了相當大的篇幅來規定人民群眾自身的義務，并通過信息溝通機制、快速反應機制、有獎舉報機制、意見建議機制，形成了人民群眾在國家安全工作中的信息流、力量鏈和關系網，通過風險交流匯集相關信息，通過自我監管、舉報、配合執法等形成強大的人民群眾的輔助力量，通過基層政權組織、社區、單位、社會組織等各種嚴密的社會關系相互影響和配合，為防范制止間諜活動布下廣泛的群眾網絡，這些都是反間諜工作真正的源頭活水和強大支撐。可以說《規定》充分展現了依靠人民，以強大社會本身具有的優勢支撐國家反間諜工作的實踐邏輯。

天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規定》蘊含著強大的政治優勢、思想優勢、制度優勢和社會優勢，下一步就是要切實通過狠抓貫徹落實，將優勢轉化為國家安全治理的強大效能，堅持預防性法律制度的實施，強化底線思維，發動全社會崇法學法守法，明責履職盡責，筑起筑牢維護國家安全的屏障。

（作者：王旭，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